1959年9月生于吉林省吉林市。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艺术系，199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，获硕士学位。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副主任、教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，全国青联委员。     作品《大雪》曾获全国第七届美展铜奖，作品《没有风的春天》曾获全国第八届美展奖牌，作品《天籁》曾获首届枫叶杯国际水墨画大赛金牌奖，作品《凉山布托人》获首届全国国画人物画大展优秀奖，作品《九八纪事》获全国第九届全国美展银奖，1997年被全国文联评为中国画坛百杰，作品《亲人》获1998年全国抗洪英雄赞美术作品展览一等奖，作品《凉山布托人》入选百年中国画大展，作品《生存》获解放军文艺奖，作品《夜草》入选2003年北京国际双年展，作品《抗联组画·生存》获全国十届美展金奖。

神不惊人，思不休

21世纪国际艺术大家研究一袁武专题

文/张明（子源）

特殊的时代造就非凡的人物，非凡的人物造就非凡的业绩。

古希腊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是：“理念”，他的哲学因此而被称为“理念论”。

所谓“理念论 ”，柏拉图指“看得见的东西即形状，转义为灵魂所见的东西”。袁武先生的人物画创新，“其形而上”的哲学意蕴里的“理念”与柏拉图“理念论”不约而同，可谓人文历史中千年回眸的一袭“思想碰撞”，乃英雄所见略同！

看到袁武的人物作品，大众去欣赏，觉得作品中的人物，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，真真显露出：地域风情；土地滋养下的“众生相”，这些作品带有朴素的“人性本真”并呈现出一卷卷苍天之下的活脱、千变的“生灵图式”。观之，有一种亲切感，一种强烈的“乡愁袭人心头。那些虽然“艺术化”了的人物作品，在大众看来，一如：“如影随形的父母兄弟”；犹如休养生息的乡邻，敝一眼，一种厚重的生活气息扑人眉宇，过目难忘，舜间产生“同构、同质、同趣、同命、同化”的人性自觉共鸣！。而在艺术专家看来，袁先生的人物作品不仅仅有生活积淀，在朴素的生话及生命写照里，更强烈的感悟到一种“崇高的人文情怀，一种有着哲学思考的艺境，一种真实的大美学意味，和形而上的“大生活”、“大理念”涵盖下的“超拔的艺道境象！”通俗的讲，就是“来源于生活，而高于生活”。细细品读袁先生笔下的人物：“更典型、更形象、更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”。比起生活中的人物原型更夸张、更生动、更深沉、更精采、更意象化”，更具有思想性，更具“人格化”持质！统观袁先生的人物作品，我感到有以下“理念化”的审美特征：

一、一种内在精神主线统摄。

二、一种神性意象表征。

三、人物造型的“纯性”、“纯化”境界。

四、形神妙得，

五，“诗性原则”和“诗画一律”。

六、雄浑美。

七、随境创新。

袁武先生认为：“没有刻划人物个性的能力，是人物画家的致命弱点”。“每个时代文化语境下的个体的人，每个”阶层的人物，因时代变迁、更替；文化固化或融合；民族风情；及价值取向的多元化、差异化，人物的内心世界在外在形像上，会留下特别的印迹。要善于细心观察，去捕捉个体差异性。“要在司空见惯中发现美来”。因为生话是千面的，人的情绪也是随机多变的；心境是复杂的，矛盾是“存在”的。人物形象表征当随时代、时段、时间、时机，“随机应变”，特别是在写生中和创作中，要抓住主、客体的“此时、此景、此性、此情、此境”，去发现，去创造，去升发。袁先生还认为，“写生除了“写物记形”、“写物认知外”，更重要的还在于“写意赋性，即时生发，写我心中之景、之情、之思、之感，以及矛盾心境下的“复合美”。所以袁先生在写生创作中有：感触、感动、感想、感慨、感佩、感悟。”他认为“写生就是创作，在写生时，抓住“天人合一”的契机，善于利用“天地之变，变于四时，变于时辰的“天机”。地球日行八万里，磁场、气场和信息参数变化了，形象思维和意象思维及表现手法亦应随“天干”、“地支”的变化而变化”。

根据袁先生艺术人物作品创作的七大特质，我在下面略作浅论。

一、袁武先生内在精神主线的统摄颖运。

研究袁先生的艺术作品，我们不能绕过对他本人“人本秉性”、“人格修为”、“人文境遇、“审美理念”的研究。作为北方汉子的袁武先生，他胸中蕴藉着雄浑壮美的基因。他经过系统的“科班”严格训练的他，无论是史学、哲学、美学、文学、艺术学都达到了“形而上的造境。”早期在技法和理论上，还是徐悲鸿、蒋兆和艺术体系，既“中西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训练模式”。一方面，人物造型训练既尊崇中国画传统的“以形写神”的线性造型，又结合西画的科学理性的“人体解刮”人体科学造型训练。纵观中国近现代艺术史，可以说，中西结合的人物写生和创作，在近现代和当代，使得中国画人物画的创作，有了明显的“转运”、“突破”、“发展”，涌现出一批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，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家和扛鼎作品。

20世纪早中期的蒋兆和先生就是一位旷世杰出的人物画创新大师。

蒋兆和先生的人物画，除了注重形象个性生动、真实外，究其世界观，是一种悲怆、悲闵的现实主义的指向。在他的“流民图”中，他着重挖掘那个时代人物的内心情绪，即贪困、流离失所、无望、无助、哀动的市井小人物的悲怆境遇。在将兆和的人物作品中，我们看到了他“现实主义”、“自然主义”、“科学结构主义”艺术倾向。

袁武在蒋兆和的艺术特征中，汲取精华中的“现实主义”和“线性原则”外，进行变通和提升，更重要的是他在作品中冲触“雄浑、博大、苍莽、隐忍、厚重、拙朴、壮美”的审美特质，和人性的“内聚的力量”，在形而上和形而下方面，他除了重视中国性外，他兼容并蓄西方现代艺术观念，西方油画技法中的大块面，整体性作了合理吸纳。袁先生的作品更注重作品的时代性，和差异性，另外，他在追求当代“展厅效应”及强烈视觉冲击力外，我们更多的感受到了他形而上的“人文观怀”。袁先生笔下的藏民和东北市民，我们感受到了他在用心把生活转化成形、神契机。期图向社会受众予以启示、和呼唤！他的笔墨语言的诉述，是对生灵、生命的尊重，是为“众生竖碑立传”。我们看到他的伟人、名人作品，不是简单的画像，他进行的特殊的“造像、造境、造魂”，不是把伟人名人用模式化的“高大全，红光亮”的政治模式化写照，或叫神化领袖形象，是为了还原伟人名人的“历史真实”，和人性的的归结还原，从而讴歌了人民和英雄改变历史的丰功伟绩，是用艺术对“神性”与“人性”的双重人格特征的鲜明的确认。他用朴素的“人性化”、“平常心”个性“定制化”的理念，把人物放在中国五千年辉煌的文化语境中，指出文化糟粕和文化精华并存的二元论，但更主要强调了中华文化的厚度、温度和无限强大的包容力、辐射力、穿透力，嬗变力！因此袁先生的作品具有思想性，具有“人本、人性、人格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二合一的表征。他把平民“神性化”，把伟人、名人“人性化”的表现，这在古今中外绘画史上，可以说是一种高屋见瓴式的，具有哲学意味的高级创新！

二、袁先生水墨人物中的“神性意象表征”

关于神性的说法，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。  古希腊神话中的神，既有神性的一面，又兼有人性的一面。作为神，他（她）们身上既有神的属性，也有人的属性。他（她）们一方面显现一种不偏不倚的独立的神意识，在神性介定里，仰仗神的神智，俯瞰世界，行救世赎人的道。有时神也扮演着人的角色，显示出人性中的懦弱、自私、短视、贪婪、佼诈、愚昧，通过人的行为，试图给世人一面镜子，让人们觉察、反视人性的裂根性。无论是中国的藏传佛教，还是汉传佛教，终极目标都是教化人达到觉悟、解脱的境地。袁武先生的人物作品，特别是“西藏祈祷人像图”，通过一个个典型的艺术形像，我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佛的存在。因为袁先生笔下的人物，是那样虔诚，那样挚著，那样庄重、神圣，让观者面对这样的肖像时，自然把神性和人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佛祖是神圣的，佛法是神圣的，人的挚著昰神圣的，信念是神圣的，透过袁先生笔下一幅幅祈祷图中的“众生相”，我们参悟到了袁先生内心世界的崇高和神圣。作为具有“人性、人格、位格、高格”于一身的画家，在他为神性的众生造像的时候，神性的“崇高”先感动了作者本人，继而作品便感动了观众。这其中的奥秘便是柏拉图“理念论”所指的“看到的东西，即形状转义为灵魂所见的”。袁先生作品之所以具有震摄心魂的效能，是因为袁先生懂得，也善于用“通感转化”的转义神器，让作品带有灵性的光辉！

二、袁先生水墨人物中的“神性意象表征”

关于神性的说法，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。  古希腊神话中的神，既有神性的一面，又兼有人性的一面。作为神，他（她）们身上既有神的属性，也有人的属性。他（她）们一方面显现一种不偏不倚的独立的神意识，在神性介定里，仰仗神的神智，俯瞰世界，行救世赎人的道。有时神也扮演着人的角色，显示出人性中的懦弱、自私、短视、贪婪、佼诈、愚昧，通过人的行为，试图给世人一面镜子，让人们觉察、反视人性的裂根性。无论是中国的藏传佛教，还是汉传佛教，终极目标都是教化人达到觉悟、解脱的境地。袁武先生的人物作品，特别是“西藏祈祷人像图”，通过一个个典型的艺术形像，我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佛的存在。因为袁先生笔下的人物，是那样虔诚，那样挚著，那样庄重、神圣，让观者面对这样的肖像时，自然把神性和人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佛祖是神圣的，佛法是神圣的，人的挚著昰神圣的，信念是神圣的，透过袁先生笔下一幅幅祈祷图中的“众生相”，我们参悟到了袁先生内心世界的崇高和神圣。作为具有“人性、人格、位格、高格”于一身的画家，在他为神性的众生造像的时候，神性的“崇高”先感动了作者本人，继而作品便感动了观众。这其中的奥秘便是柏拉图“理念论”所指的“看到的东西，即形状转义为灵魂所见的”。袁先生作品之所以具有震摄心魂的效能，是因为袁先生懂得，也善于用“通感转化”的转义神器，让作品带有灵性的光辉！

三、袁先生作品的“纯性”特质和“纯化”意蕴

在中国艺术理论体系中，有“充实至极入简约”之说。在生物技术界，物质的提纯是将“混合物“”中的杂质分离出去，以此提高纯度。艺术上的“纯化”，就是：“删繁就简”把纷繁的大千世界，进行高度概括、浓缩、简约化，所以中国艺术的最大特质之一就是一“简约美”。大凡伟大的艺术家，对艺术的“纯性”和“纯化”都有一套系统的法理成规和卓越识辩及转化秘诀。

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故事，和18世纪、19世纪反映现实生话的作品，如《最后的晚歺》，《拾稻穗》等，画面大部分，大都采用同极色、类似色，以求画面统一、整体，画家用光的明暗，营造虚实关系，把不主要的东西虚化，把主题突出出来，这也是一种主题思想意境纯化的特定用意。中国理论家鲁光宏认为：“绘画的纯性与境界，是一个涵盖面比较广的问题，概括起来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考虑。那就是：艺术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感悟与绘画语言的“纯性”和艺术家在其作品里显出来的“精神世界”  ”。亚里多德说：“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”。19世纪法国雕塑家罗丹认为“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，任何局部的精采，不能比整体更重要”。都是指出了艺术整纯性的重要性。。因此，我在看袁先生人物作品的 “表现技法、经营布局、主题集中”都显现出了：大主题、大空白、大集中、大和谐” “纯性意”。其中强调“境界和章法纯化”统一；“主题和技法的纯化”统一。这种“”纯性的统一”是袁先生高级的大智慧在艺术作品中的典型反应。所以，袁先生的作品，无论是藏民《朝圣图》，还是东北抗联《生存》图，还是北方《市民图》，很少用背景和多余的东西。袁先生认为“简约是中国人文艺术的一大持质，作品要简约，一切围绕表现主题，让观众的关注点，集中在洞察人物个性；人物的心灵世界上”，

袁先生认为“在一幅作品里，技术性的方法要纯化，要统一，技术性的统一更要服从主题精神的统一，为了主题需要，要敢于舍去不需要的，要求“不全之全”。从以上袁先生的高论中，我才明白，为什么袁先生的许多作品中“只画需要的”。很多作品中，不画出上半身，不画下半身，不画衣领，不画袖口，不画手臂，用一只手和一张脸组成了一幅“”完整”的作品。这种“不全之全”、这种纯化、简约，是道家一阴一阳之为道”，“有无相生”，“无为而治”的学说在袁武艺术作品中的整合实践。

能在艺术作品中，用整体“纯性”、“纯化”、“简约”营运作品，是上升到艺术大家后，才能触及把玩到的“艺术真理”，袁武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大家”。

三、袁先生作品的“纯性”特质和“纯化”意蕴

在中国艺术理论体系中，有“充实至极入简约”之说。在生物技术界，物质的提纯是将“混合物“”中的杂质分离出去，以此提高纯度。艺术上的“纯化”，就是：“删繁就简”把纷繁的大千世界，进行高度概括、浓缩、简约化，所以中国艺术的最大特质之一就是一“简约美”。大凡伟大的艺术家，对艺术的“纯性”和“纯化”都有一套系统的法理成规和卓越识辩及转化秘诀。

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故事，和18世纪、19世纪反映现实生话的作品，如《最后的晚歺》，《拾稻穗》等，画面大部分，大都采用同极色、类似色，以求画面统一、整体，画家用光的明暗，营造虚实关系，把不主要的东西虚化，把主题突出出来，这也是一种主题思想意境纯化的特定用意。中国理论家鲁光宏认为：“绘画的纯性与境界，是一个涵盖面比较广的问题，概括起来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考虑。那就是：艺术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感悟与绘画语言的“纯性”和艺术家在其作品里显出来的“精神世界”  ”。亚里多德说：“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”。19世纪法国雕塑家罗丹认为“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，任何局部的精采，不能比整体更重要”。都是指出了艺术整纯性的重要性。。因此，我在看袁先生人物作品的 “表现技法、经营布局、主题集中”都显现出了：大主题、大空白、大集中、大和谐” “纯性意”。其中强调“境界和章法纯化”统一；“主题和技法的纯化”统一。这种“”纯性的统一”是袁先生高级的大智慧在艺术作品中的典型反应。所以，袁先生的作品，无论是藏民《朝圣图》，还是东北抗联《生存》图，还是北方《市民图》，很少用背景和多余的东西。袁先生认为“简约是中国人文艺术的一大持质，作品要简约，一切围绕表现主题，让观众的关注点，集中在洞察人物个性；人物的心灵世界上”，

袁先生认为“在一幅作品里，技术性的方法要纯化，要统一，技术性的统一更要服从主题精神的统一，为了主题需要，要敢于舍去不需要的，要求“不全之全”。从以上袁先生的高论中，我才明白，为什么袁先生的许多作品中“只画需要的”。很多作品中，不画出上半身，不画下半身，不画衣领，不画袖口，不画手臂，用一只手和一张脸组成了一幅“”完整”的作品。这种“不全之全”、这种纯化、简约，是道家一阴一阳之为道”，“有无相生”，“无为而治”的学说在袁武艺术作品中的整合实践。

能在艺术作品中，用整体“纯性”、“纯化”、“简约”营运作品，是上升到艺术大家后，才能触及把玩到的“艺术真理”，袁武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大家”。

四，袁先生作品中的“神形妙得”

“以形写神”出自东晋顾恺之《摹招妙法》，指出画家在反映客观现实及描摹对象时，不仅应追求外形的美，还应追力求内在的精神本质，这是中国人文艺术的观照表征。石鲁先生《学画录.造型章》中曾这么阐述“神”的内涵的：“画贵全神，而神有我神。入他神者，我化为物，入我神者，物化为我”。然二合为一则全矣。” 上文说的“我神”就是画家自身的人文、人格精神。石鲁先生主张“既要注重对象客观中的神，也要侧重主观人文内质的神”以求“形神合一”，“物我谐同”。石鲁先生的观点，主要用意是创造性的提出“以神写形”，“迁想妙得”。袁武先生非常认同石鲁先生的“神形论”，“先神而后形，然后“由形而复神”。形象地阐述了绘画过程是一个由表入里，由感性到理性，由整体到局部再回到整体的这么一个创作过程。石鲁主张“形可静取，神当动观”。袁武先生的作品，可以说是实践“神形论”的高手，他的人物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“以神写形”，然后由神入神，以神定形，形神合一。

因此，袁先生笔下的人物神、态，呈现了千姿百态，透出浓浓的地域风情个性、差异性。这些形神妙造，非常明显地被画者赋于了人格精神，及独到的“内视心象”。看到这些人物形象，神态，一种悲闵、苍凉、隐忍、企盼、无耐、希冀、不屈、慈善、智慧、朴素”等等，观之让人心灵为之震撼！为之同情，为之动容，为之惊奇！总之，灵魂被震摄了；灵魂被洗礼了，灵魂被净沭了，灵魂随之升华了！

五、袁先生作品的“诗性”和“诗画一律”

我们关注到，袁先生作品有一种“诗性”和“诗画一律”的人文自觉。说到诗性，必须先说一下“诗性思维”，“诗性思维”又称原始思维，意指人类儿童时期所具有的特殊思考方式。其特征是“主客不分”，运用想象力，将主观情感过渡到客观事物上，使客观事物成为主观情感的载体，从而创造出一个“心物合融”的主体境界（林雪铃），诗性思维与日常思维有着本质的不同，因此，思维的“悖常性”即是它的第一特征。“思维的悖常性”是指中外诗词及中外绘画创作不受“逻辑辑思维”、“定势思维”、“职业思维、“约定俗成”等思维定式的束缚，从而“变生”新的思维角度；思维感悟；和思维形象。如王令：《暑旱苦热》诗句这样写道  “清风无力屠得热，落日着翔飞上山，昆仑之高有积雪，蓬莱之远常遗寒”。李白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。此二首诗运用“奇特的想象”，创意出气势恢弘、高深、旷远的境界，大有“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（刘勰语）”的气慨，充盈着浪漫主义的诗性情怀。

在绘画上诗性的例子很多，如宋代没骨写意画家梁锴，他的《泼墨仙人图》，和明清时期的徐谓、八大山人笔下的“简约水墨”作品，就是诗性统摄下的“'非逻辑”之作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泥古，无常法，突发奇想，打破常规，把“臆想”的仙人，不衫不履、非人非魔的独到思维发散，表现得精采绝伦。徐谓，八大的水墨，善于绝陈奇出，在无意识中把个体浅意识幻觉表现得淋漓尽至。毕加索绘画理论的“启醒”，得益于中国“诗画一律”、“诗性”原理，他把自由的“意象思维”驾驶在天马行空的道境中，创造出了天真烂漫的梦境世界。和非常理式的“魔幻世界”。袁武先生的艺术思维模式是“中和”观照下的诗性模式。他的水墨人物画，千姿百态，打破“学院派”体系中的“明暗规律”、“人体比例”、“透视规律”等，完全进入诗性的浪漫世界，他善于捕捉“大脑”中的一瞬间感受，用“散淡意识”，“我行我素”、“抱朴守一”式的浅意识去作画，让心灵听从“天道”、“天使”的呼唤，真正进入“天人合一”的随性佳境。袁先生作品的诗性、诗意，大都顷向于“性善”、“朴厚”、“苍桑”、“悲壮”、”博大”、“雄浑”及人本原始的人性内聚力量！和“诗意化”的特殊造境。

袁先生绘画的另一特质便是“诗意特质”。宋以来”诗画一律”的观点成为主流，苏东坡称王维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。宋徽宗亲仼画院院长时，出绘画考试题目时，考试题目都是诗句。“诗画本一律，天工与清新”，苏轼在宝绘堂论中说：“君子可以寓意于物，不可留于物，虽微物，足以为病”寓意于物”是超越物象之上的审美大境，是艺术精神和人性的解放！我们看到袁先生的“男性作品”，有“大漠沙如雪，燕山月似钓”；“赖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”；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证战几人回”。雄浑、豪放美。袁先生笔下的”女性作品”，有一种凄美的、幽怨的唯美的阴柔之风，如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，“谁家今夜扁舟子，何时想思明月楼”。有一幅冬雪作品，以东北冬雪后为背景，女孩忧郁的眼神，透露出悠悠故土之情，青春萌懂的思恋之情，也许是怀旧之情。看着画面仿佛能“听到”一曲幽思、哀怨、凄美、浪漫的诗意化的爱情音乐。以此，我们洞见了作者内心深处，有着诗人的天赋；有着诗人的情怀；有悲天闵人的胸臆。在面对这幅“诗意的音乐画面”，一瞬间，我被这种造境触摸到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净土，我的心境被同化了，被陶醉了........

六、袁先生作品中的“雄浑美”  

雄浑美是格物之上的胸境，在中国美学里被称作阳刚之气。袁先生骨子里透出一种阳刚豪气，我想支撑于他的这种豪气动因，来源于他对命运的不屈，对艺术创造的历史责任。所以，在他的笔下，人和景、物，都冲融了大写人的气格和人格。在技法上，他善于用大块墨团，苍浑、雄拙、金石味的线条，塑造人物，人物的粗壮、健壮、深沉、朴厚、挚傲、倔犟，都是画者大写的人格精神写照。仿佛，他笔下的人、物，像巍峨的崇山峻岭，在意境上“形、意互相转换”，“山即是人”，“人即是山”。袁先生认为“人物画要大笔墨、大气象、大写意、大个性、大特征、大境象、大修为”、“人物画家要通汇“物形”、“象形”、“意象”和抽象，更要通汇“人本”、“人性”、“人杰”、“人格”的互补关系去创新。他认为“画家要从陈旧的技术中走出来，超越技术的束缚，”让自由精神和人文精神闪耀时代的特征”！袁先生还说：“一个普通的艺术家，一辈子靠技术吃饭，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一辈子靠感觉吃饭，而一个艺术大家，一辈子靠有灵魂的个性创造立命于世”。袁先生还主张“做道德精神的发生器，努力铸造自我的“”人格”、“品格”、”位格”、”道格”。做塑造伟大灵魂的光荣使者”！说的太精采，太有哲理和境界了！

因此，我们看袁先生东北抗联《生存》，每一张面容上都写着赫然的大字雄浑。那一张张饱经苦难、苍桑的脸；那一张张不屈不挠的坚定信念的表情，在平实、朴素、冷寂中，显现出一种顽强生命力的气场！袁先生这些用全情生命力写就的“人性”、“神性”，不止是生命探索中的艺术形象的妙手偶得，而是从他灵魂里流出的神圣民族魂的自觉、救赎情怀和悲天闵人式的高贵的“雄浑”大境！

七、袁先生人物技法的“随境创新”特征

中国艺术讲究“道、技、器合一”，“技”是在“道”的统领下去作为的。中国艺术讲“线性”特质，讲“浑然一体”，讲“整体的和谐与变化的的统一”，讲“丰富与简约的辨证关系”。袁先生作品的形态特征有以下三个方面：

第一方面，以线性为基础，他把面与线，主与次，线的显性和隐性处理得巧夺天工。如《东北平民图》，线的处理常用”铁线描”，线性注入大篆厚重凝重，又把金石味和草书的流动带入运笔中。线是刚劲的线，又是灵动的线，线中带情，线中带意，线中带“书写性”和当代性。

第二方面：以抗联《生存》为例，这类作品把“线性”隐在快面之中，画面呈现“隐性线”。用“积墨法”，和“破墨法”，“冲墨法”，“接墨法”营造面性结构，同时用巩胶水制造出冰天雪地、天寒地冻的时空氛围，在神奇的墨块的颖运中，一组“冰雕的抗联战士”，被刻划得诩诩如生，应该说比生活中的人物：“更生动、更典型、更悲壮、更威武”更显英雄本色。这种“冰雪人物画的问世，是在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中，中西方法论在当代的变通创造性的成功实践，是惊天地泣鬼神式的个案独创！”是前无古人，后启来者的大造化！

第三方面：以“大河奔流”为例，这组绘画，以伟人、名人为范本，把人物的伟岸、平实、个性，作了双向的铺陈渲染。除了赋于人物神性特质外，还特别用心的突显这些人物的“人性”、“人本”的一面。这种别具匠心的“颖运”，是袁先生深思熟的是他区别于古人、今人在哲学上的一大思辨建构。

我们还看到，这类作品的背景都铺以“仿古山水”，但这种人和山水人物合和统一，都是袁先生自我个性方法的展现，这种作品的的画外音表述：中华五千年的文明，五千年文化积淀下，中华文化熏陶下，人才辈出，试图说明，自从三皇五帝，英雄辈出的基因，是中华厚重文化的津润的结果。中华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是无穷的！

袁先生这三个阶段的风格是有层次的，是有风格区别的，是根据“造境”的需求而设定的，每个“方面”都有他独具匠心的创造谋略。这些作品展示于世人的时候，观众和学术界仁人，被他的独创的佳构；独到而神秘的技术，奇妙的造境而惊奇！并为之击掌称道！更为他在形而上的道境而折服！

自中国人物画：《游春图》启始，到唐代、宋代、元、明、清，到现代的蒋兆和、李伯安、周思聪、冯远、刘文西等等之后，中国写意人物又异军突起了一位大家：袁武先生。

进入21世纪以来，袁武先生的新水墨物作品，已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，作为创作“朝圣图”的袁武先生，也像“朝圣者”一样，在艺术的朝圣路上，以“殉道”的付出精神，不畏艰难，奋力攀登中国艺术的“喜玛拉雅”。袁先生主张：“做道德精神的发生器”，要努力铸造自我的“人格、品格、位格、艺格、道格”，做一位塑造真性灵的光荣使者”！袁先生在艺术的道路上，纳于言、敏于思、敬于业、工于勤、悟于道。正如孔子所云：“志于道，依于仁，据于德，游于艺”，也像庄子所描述的：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仪，万物有成理而不说”。这种大美境界正是袁先生献身艺术的最高标杆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苏格拉底认为：一切知识，均从疑难中产生，愈求进步，疑难愈多，而疑难愈多，进步愈大。”在全球文化语境下，我们拚弃那些浮躁的淘金者的行为。象袁武先生及其他的“艺术拓荒者”一样，为了艺术的神圣，“空诸一切”用全情投入艺术神秘的王国。尼采有几句名言：“人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他是一座桥梁，而非目的，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，我们飞得越高，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的眼里，就越是渺小的。大海没有可怕的深度，就没有美丽的水面。强烈的希望，比任何人一种已实现的快乐，对人生具有更大的激奋作用！”。

让我们艺道诸君，展开“强烈希望”的翅膀，积极去追赶为艺术冲天的“艺术朝圣圣者”——袁武先生！

张明（子源）

美术评论家，书画家，北京大学访问学者，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客座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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